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修宪启动时召开的，此后就一直没有再举行全体会议，直至1982年2月底，而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议程就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20两次全体会议相隔长达一年半。
（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35]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适用关系》，《湖湘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26页。
这些工具性权利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在内容上同构，二者共同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秩序。本文在不同论证语境下使用这两个概念，但二者所指对象相同。个人信息权利束中的可携权、删除权等，同样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具有同构性。[20]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3页以下。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法必然要体现国家对特定关系结构的调控，在保护路径上必然以国家规制为主，在保护机制上也要求以监管为中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这种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模糊性的风险控制任务，交由私人来直接执行。[42]欧盟GDPR中的personal data通常被译作个人数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使用的是个人信息的概念。其内容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反对专制主义，二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个体能力有限，必须有政府才能生存。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却亟待探讨，那就是如何建立健全我国完备的宪法体系。这里有值得我们探讨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决定提出的十三种制度体系，究竟哪些属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决定中有的说明了，有的没有点明，需要我们讨论归类。二是作为我国规定各种重要国家制度的《宪法》，如何把决定提出的十三类制度体系转化为宪法规范，这又是一个大的宪法体系设计工程。宪法是防止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利剑、盾牌。
二是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这是指通过路径、结构、举措转变的改革，其中有成本控制的要求。
郝铁川，河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第三，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些重要改革与宪法规范衔接。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意味着这是公民做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格，不经人民同意，不得减损。这件事情表明，在现代社会，若是公权滥用，民可告官。
美国《独立宣言》对此也有提及：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因此，约束公权、保障权利是法治的基本原理，也是制定宪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场经济中有一种羊毛长在猪身上现象，是指一类情况或一项制度的变迁会带来外部变化。按照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同志的研究，宪法相关法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方面的法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我国的治理体系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种。需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宪法体系，不是指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是指由宪法及其相关法构成的宪法体系。
这些改革，大体可以分为六类： 一是制度性改革。近年来，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人们对宪法控权功能的认识愈发深入和愈发强调。
社会权力一般是指社会组织监督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权力。这也叫切口性改革，是指以前瞻性、配套性、协同性为特点的改革。社会契约论的这两点内容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难以分割的，但令我惊讶的是，长期以来，在汗牛充栋的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著中，却鲜有阐释社会契约论里第二点的。许多师友发表了不少文章，很受教益。虽然我国已制定了《高等教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涉及科学研究、文艺创作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偏重于管理，而如何保障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促进学术、文化繁荣的关键要素的立法，还是有所欠缺的。换句话说，如何把党的双百方针转化为法律规范，还需要我们努力探索。
政协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属于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是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纳入宪法相关法也未尝不可一则，党内法规的表述由条款和段落组成，以条款形式为主，少数调整党的建设的党内法规采用段落的表述形式。
1925年6—10月，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和广州两地领导开展了省港大罢工，制定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纠察队委员会组织法》《纠察队军法处组织法》《会审处组织法》等文件。这一论证的理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党内法规和法的根本性质，打破各种束缚我们的固定思维和前见，了解既有理论的局限性，对党内法规明确定性。
有的学者基于法律多元主义，主张把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所以，法律必然是多元的，在此意义上法律多元主义是成立的。
这一变化源于中国共产党对法的实质渊源和国情的认识。对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的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当代的非法律实证主义没有明确反对。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律实证主义对法的认识虽然存在各种歧异，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事实上，中国存在着调整不同事项的规范形式，例如国家法律调整国家和社会事务，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下决心树立法的权威地位，将党的政策尽可能地转化为法律。在我国，法的种类绝不限于《刑法》《民法典》等带有法之名称的法律。
在这一时期，法律的渊源也很多，不仅仅限于命名为法的文件，一些纲领、条例、训令、决议、指示、章程、细则、办法等也被视为法的渊源。这些文件名称较多，包括纲领、决议案、报告、通告、章程、宣言、计划、指示、纪要、意见、法、批示、声明、决定、规定、方针、建议、批复等。
中国共产党有党内法规，国家政权机关有国家法律，群团组织有团体章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是既然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法，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令和决议、国务院制定的决议和命令等处于什么地位？二是全国人大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也很短，无法满足繁重的立法需求。排他性实证主义则认为不存在有效性的道德标准，法律的有效性求助于惯习性确定的法律渊源即可。在创造法律的过程中，参与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X在C中算作Y的过程。但是，应该看到，国家法对全体公民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国家法必须对全社会公开。
分离命题主张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从最一般层面上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必然的重合，认为存在完全不依赖于道德的法律。本质主义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考察事物的内在层面。
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法律的实施也沿袭了文件实施的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多重属性论，认为党内法规既具有法律的性质，也具有其他性质。
